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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贺知章已在朝堂浮沉近五十年。从武则天垂拱元年（公元685年）36岁考中状元，成为浙江历史上首位有记载的状元郎，到玄宗天宝年间官至秘书监，掌天下典籍图册，他的仕途像极了盛唐的国运，一路顺遂，却从没有染上官场的油滑。秘阁的小吏们总说，贺秘监的朝服袖口磨得发光，腰间的金鱼袋（三品以上官员的配饰）却永远擦得锃亮——那是他刚入仕时，武后亲赐的物件，袋上刻着的“忠慎”二字，陪了他近半个世纪。
“贺监，您又在翻旧卷？”小吏捧着刚整理好的《开元礼》手稿进来，见贺知章正对着那片柳叶发愣，忍不住轻声问。贺知章抬起头，鬓边的白发沾了点竹简的碎屑，却笑得通透：“这叶子比老夫还小几岁呢，却先老夫枯了。”他把柳叶轻轻放回竹简间，指尖划过“礼”字的刻痕，“不过也好，明年曲江池的柳，还会再发新叶。”
这般通透，是贺知章刻在骨子里的性情。即便身居高位，他也从不像其他官员那般端着架子。每到休沐日，他总爱换上粗布便袍，揣着点碎银，往平康坊的酒肆钻。长安的酒肆老板们都认得这位“贺秘监”，知道他不爱摆官威，爱和文人墨客凑在一起喝酒论诗。
有次新来的伙计不知底细，见他白发苍苍，便劝他“老人家少喝点酒”，贺知章非但不恼，反而拍着伙计的肩笑：“你这话说得在理，要是没酒，老夫的诗就没了魂喽！”
他最常约的，是草圣张旭和刚入长安的李白。三人聚在“醉仙楼”的靠窗位置，一壶新丰酒能从午后喝到黄昏。
张旭喝到兴头，就会把宣纸铺在案上，蘸着浓墨写狂草，笔走龙蛇间墨汁溅得满桌都是；
李白则会拍着桌子吟诗，“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吼声能盖过楼下的车马声；
贺知章就坐在中间，一边捻着胡须听，一边时不时递过酒杯，偶尔兴起，也会接过张旭的笔，在宣纸上添几笔——他的草书虽不如张旭狂放，却多了几分温润，像镜湖的春波，看似平缓，实则藏着暗涌。
杜甫后来在《饮中八仙歌》里写“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说的就是贺知章某次醉酒后的趣事。
那天他和张旭、李白在酒肆喝到深夜，骑马回家时醉得厉害，缰绳握不稳，马儿走得摇摇晃晃，像在船上颠簸。路过巷口的井时，他脚下一滑，竟摔进了井里。随从们吓得魂飞魄散，忙要下井救人，却听见井里传来均匀的鼾声——贺知章居然在井底睡着了。
后来这事传到玄宗耳朵里，皇帝非但没责怪他失仪，反而笑着说：“季真的狂，是真性情，比那些只会装模作样的官员可爱多了。”
贺知章的“狂”，从不是刻意的张扬，而是不被世俗束缚的自在。这种自在，在他初见李白时，体现得淋漓尽致。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秋，李白刚从蜀地来长安，穿着粗布青衫，在醉仙楼前吟“黄河之水天上来”。贺知章听见这诗，当即从楼上跑下来，拉着李白的手就往楼里走，还没等李白自我介绍，就拍着桌子喊：“你这不是人间的诗人，是天上贬下来的仙人啊！”
那天两人喝到天明，贺知章付账时才发现没带钱，直接解下腰间的金龟（玄宗赐的三品官配饰，比金鱼袋更贵重）递给伙计：“这个抵酒钱，剩下的你留着买糖吃。”
伙计捧着金龟，手都在抖——那金龟的壳是扬州巧匠用纯金打造的，里面还嵌着细碎的和田玉，光这物件，就够寻常人家过一辈子。
贺知章却满不在乎：“仙才难得，用个金龟换一场知己宴，值！”后来玄宗问起这事，贺知章还笑着说：“陛下赐金龟，是念老夫忠君；老夫用金龟换酒，是惜才。这都是盛唐的体面，不亏。”
除了“狂”，贺知章最让人称道的，是他的诗。他一生只留下19首诗，却首首都是“国民级”的佳作。
就连三岁孩童，都能背出他的《咏柳》：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这首诗写于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当时他陪玄宗在兴庆宫赏柳，见春风拂过柳枝，新叶簌簌生长，想起越州老家的柳树，便随口吟出了这四句。没成想，这诗像长了翅膀，短短几天就传遍了长安，连宫里的嫔妃们，都在绣花时哼这几句。
有人问贺知章，为何能把春风写得这般鲜活。他笑着说：“不是老夫写得好，是春风本身就有趣。你看那春风，把柳丝剪成细叶，把桃花染成粉红，多像个手巧的裁缝啊！”
这般童心，在他晚年归乡时，化作了《回乡偶书》里的乡愁。天宝三载（公元744年），85岁的贺知章辞官归乡，刚到越州永兴县（今浙江萧山）的村口，就被几个玩耍的孩童围住。孩童们睁着圆溜溜的眼睛，问他“老爷爷，你从哪里来”，贺知章摸着孩童的头，鼻子一酸，随口吟出：“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这首诗没有华丽的辞藻，却道尽了游子归乡的复杂滋味。后来他坐在镜湖边的石头上，看着湖水荡漾，又补了第二首：“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镜湖的水还是老样子，可当年和他一起摸鱼的伙伴，早已不在人世。贺知章望着湖水，没有伤感，反而笑得坦然——他知道，人事会变迁，但自然的生机永远不会停，就像他的诗，即便过了千年，依旧能让人想起盛唐的春天。
贺知章的才华，不止在诗里，还在书法中。他与张旭、怀素并称“唐草三杰”，尤其擅长草书。他的草书《孝经》，如今被日本皇室珍藏在宫内厅，那墨迹酣畅淋漓，线条像极了他醉酒后的步态，看似随意，却藏着章法。
据说他写《孝经》时，正逢天宝元年的重阳节，他在千秋观（后来他捐宅改建的道观）里喝了半坛米酒，趁着酒劲，挥毫而就。写完后，他看着纸上的字迹，笑着说：“这字里有酒气，也有仙气，算不得精品，却算得真性情。”
当时的文人都以能得到贺知章的书法为荣。有次吏部侍郎向他求字，贺知章却笑着说：“你要是能陪老夫喝三坛酒，老夫就给你写。”侍郎真的陪他喝了三坛酒，贺知章也不含糊，当场写了一幅草书《采莲曲》，笔锋灵动，像极了镜湖的莲叶在风中摇摆。后来这幅字被侍郎珍藏在家中，每逢文人聚会，都会拿出来展示，引得众人啧啧称赞。
贺知章的晚年，活得比诗还惬意。85岁辞官时，他对玄宗说：
“陛下，老夫老了，眼睛看不清竹简了，想回镜湖边当道士，看柳树发新芽，听乡邻说吴越话。”
玄宗舍不得他走，却也知道他心意已决，便赐他道号“四明狂客”，还亲自写了《送贺知章归四明》相送。
太子率百官把他送到长乐坡，贺知章撩开车帘，望着长安的城门，想起36岁那年刚入长安的模样——那时他鬓角还没白，心里满是“致君尧舜上”的志向；如今要走了，才明白最珍贵的，是老家的那棵老柳树，是镜湖的那片春波。
归乡后，贺知章把宅第捐了出去，改建成“千秋观”，则在观旁搭了个小茅屋。每天清晨，他都会沿着镜湖散步，看渔民划着小船采莲，听乡邻说家常话。
遇到雨天，他就坐在茅屋里，泡一壶越州的绿茶，翻着从长安带来的《昭明文选》，偶尔兴起，就提笔写几句诗，或练几行草书。有次邻村的孩童来千秋观玩，见他在写草书，就围着他看，贺知章便教孩童们握笔，还笑着说：“写字不用急，要像春风拂柳那样，慢慢来。”
天宝三载（公元744年）秋，贺知章在睡梦中安然离世。弟子们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的书桌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几行草书，是他自己的诗：
“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
旁边还放着半块从长安带来的桂花糕，早已干硬，却还留着淡淡的桂香——那是李白当年送他的，他一直没舍得吃。
后世的文人，都称贺知章为“诗狂”。这“狂”，不是乖张，不是傲慢，而是不阿谀权贵、不困于世俗的底气。他当官五十年，始终保持着文人的本真；他写诗19首，首首都是发自内心的真情；他练字一生，笔下都是自在的性情。
他活了85岁，从初唐的风雨走到盛唐的繁华，把人生活成了一首最动人的唐诗。如今，翻开《全唐诗》，还能读到他的19首诗；走进浙江萧山的贺知章故里，还能看到镜湖边的那棵老柳树，据说那是他归乡后亲手种的；在日本皇室的宫内厅能看到他的《孝经》草书，墨迹依旧鲜活。
这些都在告诉我们：盛唐虽已远去，但那个把大唐活成诗的“狂客老神仙”，永远留在了岁月里，留在了每一个读他诗、品他字的人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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