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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易小说 > 大学哪些事 > 第6章:没有硝烟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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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晨一点,计算机学院 302 教研室的灯还亮着。张启明揉了揉发涩的眼睛,指尖在键盘上悬停片刻,又猛地按下去,在屏幕上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申报书” 的标题下方,摘要栏里那句 “基于深度学习的工业设备故障预警系统研究” 已经是第五次修改了。窗外的冬夜静得能听见暖气管道的嗡鸣,桌上的速溶咖啡凉透了,烟灰缸里的烟蒂堆成了小小的 “山丘”,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妻子发来的消息:“孩子说想爸爸了,你早点回来。” 他指尖顿了顿,回了句 “快了,再改改就回”,又把目光拽回屏幕,点开了技术路线图的文档。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张启明已经在这所 211 重点大学工作了整整三年。如今 33岁的他,虽然头上还顶着“青年教师”的标签,但实际上,他早已被职称晋级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

    他对这场“战争”的规则可谓是心知肚明:想要评上副教授,每年 360 课时的教学工作量是绝对不能逾越的“硬门槛”。这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他每周需要上 12 节课,从周一到周五,几乎每天都要像被钉在教室里一样,无法脱身。不仅如此,课后他还得马不停蹄地批改作业、为学生答疑解惑,甚至还要带着学生们去做各种实验。

    然而,这仅仅只是个开始。对于张启明来说,科研工作量更是一道让人望而生畏的“生死线”。每年他必须想方设法积攒够 80 分的科研分数,少一分都不行。一旦分数不够,他不仅会面临绩效被扣的风险,甚至连年终奖都可能化为泡影,更严重的是,基本工资也会大打折扣。

    他小心翼翼地从抽屉里翻出了学校科研处发放的《科研工作量计算办法》,那是一份薄薄的文件,但却承载着他对于科研工作的所有期望和压力。

    他的指尖轻轻地在纸面上划过,仿佛能够感受到每一个字的重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这是他梦寐以求的目标,如果能够主持这个项目,将会获得整整 40 分的科研工作量!然而,参与项目的话,得分就要按照排名来折算,而且只有前三位才能分到几分,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接着,他的目光落在了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上,主持这个项目可以得到 25 分,虽然比国家青年基金项目少一些,但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而横向项目则是“按钱计分”,10 万元经费才能算 5 分,而且还得是到账经费才算数。这让他不禁感叹,科研工作不仅需要实力,还需要一定的运气和人脉。

    “40 分啊,如果我能拿到国家青年基金项目,今年的科研分就够一半了。”他喃喃自语道,心中涌起一股期待和渴望。

    然而,上个月系里开会时主任的话却像一盆冷水浇在了他的头上:“今年咱们系国青基的申报率要达到 100%,但中标率去年才 18%,大家多下点功夫。”这意味着竞争将会异常激烈,他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有可能脱颖而出。

    申报国青基是年轻老师为数不多 “靠实力说话” 的机会,不用拼人脉,不用等内部指标,只要申报书够硬,就能进入评审环节。可 “够硬” 两个字,背后藏着无数个不眠之夜。张启明的申报方向是工业设备故障预警,为此他查了近三年的相关文献,跑了五次本地的制造企业做调研,甚至跟着工程师在车间待了整整一周,就为了摸清实际生产中的技术痛点。初稿写完后,他找系里的李教授请教,李教授是国青基评审专家,每年要审几十份申报书。

    “你的研究基础太弱了。” 李教授翻着申报书,手指点在 “研究基础” 那一页,“你只发了两篇 SCI 三区论文,还都是第二作者,评审专家一看就会觉得你没能力完成这个项目。” 张启明的脸一下子红了,他知道李教授说的是实话 —— 前两年忙着赶课时,论文只能挤时间写,质量自然上不去。“还有技术路线图,” 李教授继续说,“你这图太笼统了,‘数据采集 - 模型训练 - 故障诊断’,每个环节用什么方法?遇到数据噪声怎么处理?模型迭代的周期是多久?这些都要写清楚,不能含糊。”

    那天下午,张启明在李教授的办公室待了三个小时,笔记本上记满了修改意见。回去后,他把申报书拆成了八个部分,每天改一部分:摘要改了五遍,从最初的 “介绍研究内容” 改成了 “突出创新点与应用价值”;研究基础部分,他补充了自己参与的一个横向项目的成果,虽然经费只有 8 万,但好歹有实际应用案例;技术路线图重新画了三遍,用不同颜色标注出关键节点,甚至加了一个应急方案 —— 万一数据采集不顺利,该如何调整样本量。

    可并非所有项目都能 “自由申报”。去年年底,省科技厅发布了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专项” 申报通知,全校只有六个申报指标。系里组织内部 PK,张启明也报了名,这个项目要是能中,不仅能拿 30 分科研工作量,还能拿到 30 万项目经费。PK 那天,会议室里坐了七位评委,有系领导、资深教授,我作为科研处的代表也参加了。张启明是第三个汇报的,他提前准备了 20 页 PPT,练了不下十遍,可站在讲台上时,手心还是直冒汗。

    “你的项目和 XX 企业的需求匹配度不高。” 一位评委直接指出,“他们要的是生产线实时监控系统,你做的是故障预警,虽然相关,但针对性不够。” 张启明赶紧解释:“我们可以在预警模型里加入实时数据接口,只要企业提供生产线数据,就能实现实时监控。” 可另一位评委摇了摇头:“你没有和这家企业合作过,怎么保证他们愿意提供数据?风险太大了。”

    最后,三个指标分给了两位资深教授和一个有企业合作基础的团队。张启明走出会议室时,天已经黑了,冷风一吹,他才发现自己的衬衫后背全湿了。回到家,妻子见他脸色不好,没敢问,只是把温好的饭端到他面前。他扒了两口饭,突然想起自己这个月的绩效,因为上个月有个横向项目的经费没到账,科研工作量差了 5 分,绩效被扣了 1200 块,而房贷每个月要还 4800,孩子的奶粉钱还要 2000。“再熬熬,等国青基结果出来就好了。” 他安慰自己,可心里却没底。

    就在张启明为项目申报熬夜时,我也刚从省科技厅高新处回来。晚上八点多,我坐在办公室里,揉着发胀的太阳穴,桌上摊着一叠申报指标表。作为科技处项目管理科的科长,我的 “战场” 不在教研室,而在政府部门、企业和学校之间的 “桥梁” 上。每年年初,我就要开始 “跑资源”—— 去科技部、科技厅、工信厅、市科技局等部门打听申报信息,争取更多的指标;申报季时,要陪老师去企业 “站台”,帮他们对接需求;还要组织校内 PK 预审会,筛选出最有竞争力的项目。

    “陈科长,明年‘人工智能专项’的指标能多给我们学校一个不?” 下午在省科技厅,我跟高新处的王处长磨了半天。王处长笑着说:“你们学校今年的中标率已经很高了,再要指标,其他学校该有意见了。”我赶紧递上一份材料:“您看,我们学校今年新建了人工智能实验室,引进了三位长江学者,还有五个团队在做相关研究,实力比去年强多了,多给一个指标,说不定能多出一个国家级项目呢。” 王处长翻了翻材料,没立刻答应:“我再看看,下周给你答复。”

    从科技厅出来,我又去了一家汽车制造企业,机械学院的陈教授有个 “汽车零部件智能检测” 项目,想和这家企业合作申报横向项目。陈教授技术过硬,但不擅长和企业打交道,上次谈的时候,企业负责人觉得项目周期太长,不太愿意合作。这次我提前做了功课,了解到企业最近在赶生产线升级,急需检测技术支持,于是我帮陈教授调整了项目方案,把周期从 18 个月缩短到 12 个月,还承诺学校可派研究生驻厂服务。

    “我们要的是能立刻用的技术,不是实验室里的成果。” 企业负责人直言。我笑着说:“陈教授的团队已经做了三次小试,检测准确率能达到 98%,驻厂后还能根据生产线情况调整算法,保证三个月内就能试运行。” 我边说边拿出调试报告,又给负责人算了一笔账:“用上这个检测系统,每条生产线每年能减少 50 万的废品损失,两年就能收回成本。” 负责人被说动了,当场拍板:“行,我们先签个意向协议,下周再细谈。”

    回到学校时,已经快七点了。我还没来得及吃晚饭,就接到了程处长的电话:“明天上午九点开‘省重点研发计划’校内预审会,你安排一下,评委要选懂技术又懂政策的,别出岔子。” 挂了电话,我赶紧给几位评委发消息确认时间,又把 12 份申报材料整理好,每份材料上都贴了便签,标注出项目的创新点、风险点和建议。

    第二天的预审会开得很激烈。有个 “新能源电池回收” 项目,评委们分成了两派:一派觉得项目创新度高,符合国家政策方向;另一派觉得技术不成熟,回收效率不如现有技术。“现在的回收技术只能提取 50% 的锂,我们的技术能提到 80%,这就是创新!” 项目负责人急得站起来反驳。“可你们的中试数据只有三组,样本量太小,说服力不够。” 一位评委毫不退让。我赶紧打圆场:“要不这样,让团队补充中试数据,下周再复评,大家看怎么样?” 两边都点了点头,这场 “争论” 才算平息。

    预审会结束后,我留下了几个落选的老师。“这次没选上别灰心,” 我拍着一位年轻老师的肩膀,“你的项目方向很好,就是申报书里的应用前景写得太笼统了,下次可以多找几家企业聊聊,把市场需求写具体点。” 年轻老师红着眼眶说:“鹿科长,我今年的科研工作量还差 30 分,要是没项目,绩效就全没了。” 我叹了一口气,从抽屉里拿出一份企业名单:“这几家企业最近有技术需求,你可以联系看看,说不定能谈个横向项目。”

    科研处的工作就像 “走钢丝”,一边要满足政府部门的要求,一边要帮老师争取资源,还要完成学校的任务指标。每年年初,学校都会给科研处定目标:今年纵向项目立项数要增长 15%,横向项目经费要突破 8000 万,成果转化要完成50 项以上。完成了有奖励,没完成就要扣科室绩效,还要在全处大会上做检讨。“就像一条鞭子,天天抽着你往前跑。” 我常跟同事这样说。

    去年,因为 “人工智能专项” 的指标没争取到,学校的纵向项目立项数只增长了 10%,没达到目标。年底评绩效时,科室每个人的奖金都扣了 20%,办公室里的氛围压抑了好几天。那段时间,我天天往省科技厅跑,甚至等过王处长下班,在停车场跟他聊了半个多小时。“今年总算把指标争回来了,不然又要挨批。” 我笑着说,眼里却有掩不住的疲惫。

    3 月的一天,国青基立项结果公布了。张启明早上七点就醒了,手拿着手机,一遍又一遍地刷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官网。当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立项名单” 里时,他愣了几秒,然后突然跳了起来,大喊:“中了!我中了!” 妻子被他吓了一跳,孩子揉着眼睛问:“爸爸,什么中了?” 张启明抱起孩子,在他脸上亲了一口:“爸爸的项目中了,以后能多陪你玩了。”

    他第一时间给李教授发了消息:“李老师,谢谢您,我的国青基中了!” 又给我发了条短信:“鹿鸣科长,麻烦您帮忙走一下立项流程,辛苦您了。” 没过多久,我回复:“恭喜!流程我已经安排了,下周就能签合同。”

    那天下午,张启明去科研处送材料,正好碰到我。我笑着说:“听说你中了国青基,不错啊,以后继续加油。” 张启明不好意思地说:“多亏了您上次帮我对接的企业,让我补充了研究基础。” 我摆了摆手:“都是应该的,你们老师能拿到项目,我们的工作就没白做。”

    走出科研处办公楼,张启明抬头看了看天,阳光正好,春风吹在脸上暖暖的。他想起自己改了 12 遍的申报书,想起 PK 时的紧张,想起那些熬夜的夜晚,突然觉得一切都值了。而在科研处的办公室里,我正对着 “省重点研发计划” 的立项名单微笑, 经过复评补充数据的那个 “新能源电池回收” 项目,也中了。桌上的咖啡冒着热气,窗外的玉兰花正开得热闹。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没有枪林弹雨,却有无数个为了梦想和责任奋斗的身影。老师为了职称晋级、实现科研理想而拼搏,管理人员为了争取资源、推动学校发展而奔波。他们或许有压力、有焦虑、有挫折,但当项目立项的那一刻,所有的辛苦都化作了成就感。而这条 “绩效鞭子”,看似无情,却推着学校的科研一步一步向前走,也推着每一个参与者在成长的路上不断前行。就像张启明在日记里写的:“这场战争,我们不是为了打败谁,而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为了给学生、给学校、给社会多做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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