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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里静悄悄的，桌上放着佩蒂给他做好的早餐，一杯牛奶，一块煎羊排，一颗荷包蛋，还有一碗水煮新鲜西兰花。
佩蒂和艾丽丝都出门了，一个去了菜市场，一个去了“打字合作社”。
莱昂纳尔一边哼着《国际歌》，一边吃着早餐，顺手翻开了桌上的报纸。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
最近他在咖啡馆和小酒馆老听公社成员的演讲，往往到最后就是所有人一起大合唱《国际歌》。
莱昂纳尔也跟着一起唱——只不过刚开始他都不在调上，才知道这时候《国际歌》用的还是《马赛曲》的曲调。
但他私下里自己哼的时候，用的还是皮埃尔·狄盖特谱曲的版本。
哼了一会儿，他觉得吃早饭时这首歌的气氛有点凝重了，于是哼起了一个全法国人都听不懂的小调：
“巴黎革命刚成功，国库紧张粮食空。我，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
我命弗兰克尔去把粮食弄，天到这般时分不见回来你说这是咋儿了呢？
……”
然后他就看到了《费加罗报》上这篇名为《莱昂纳尔，请把“福尔摩斯”还给法国！》的文章。
看完之后，他是“哭笑不得”——
【当我们读到《血字的研究》中，那位住在贝克街221B的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从一双“主妇手”、一枚磨损的怀表上，解读主人的命运时，一种复杂的情感攫住了我们——那是一种深深的惋惜与，“嫉妒”！
是的，先生们，女士们，我们是在嫉妒！嫉妒伦敦的雾，嫉妒贝克街的煤气灯，嫉妒那些操着古怪口音的英国绅士和太太们！
因为他们比我们早两个月，便拥有了这位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咨询侦探”；
而我们法兰西的读者，却要像等待迟到邮包一样，被焦虑折磨了两个月，才能目睹他的风采！】
读到这里，莱昂纳尔才明白，这篇文章其实并不是在批判他。
作者在用一种很新的方式，在拍自己的马屁——
【莱昂纳尔·索雷尔先生，我们年轻的天才。
我们曾以为《老卫兵》《故乡》《我的叔叔于勒》，当然还有《本雅明·布冬奇事》已是您献给法兰西的瑰宝；
我们还曾为《合唱团》的歌声热泪盈眶！
然而，您却将“夏洛克·福尔摩斯”——这个注定闪耀的名字——率先“奉献”给了英格兰！
这是何等的“慷慨”，又何等的“奢侈”！】
这也难怪作者会这么说，要知道一个国家的文学影响力其实是靠很多“长销书”支撑起来。
而当世之人很难判断哪些书会历经时间的考验留存下来。
司汤达的《红与黑》在最初的五年里，只卖了600本。
但在他这个作者死了以后，这部反而成为了经典，甚至成为了法国特有的“红学”，巴黎成立了“司汤达俱乐部”。
而同时代畅销书作家，例如《巴黎的秘密》的作者欧仁·苏，无论是作品还是作者，往往都湮没在时代的长河当中了。
而历经时间考验留存下来的往往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独一无二、开辟先河的人物形象。
这篇文章的作者正是把握到了这一点，敏锐地察觉了“夏洛克·福尔摩斯”这一形象的独特性，才会如此“谴责”莱昂纳尔——
【您像一个技艺超群的雕塑家，用法兰西的黏土和釉彩，捏出了一位完美的英国绅士。
他的“演绎法”，是把伏尔泰的犀利、狄德罗的渊博，巧妙地装进了烟斗和猎鹿帽里的结果！】
文章的语气开始变得“哀怨”起来——
【这样一位本该漫步于塞纳河畔的人物，却首先出现在了泰晤士河畔！这是我们法兰西文学的一次重大损失！
索雷尔先生，您是否在沉甸甸的英镑面前，忘却了作为“索邦的良心”的责任？
您是否想过，当我们的孩子将来提及最伟大的侦探时，首先想到的是一个伦敦地址，而非巴黎的某条街巷时——
我们这些法国作家的脸上，该是何等的表情？】
文章的最后，作者开始呼吁——
【我们痛心疾首！一个本应属于法兰西的文学形象，就这样拱手送给了英国，而且还要让我们翘首以盼！
这感觉就像一个母亲含辛茹苦养育的女儿，还未曾在自家的沙龙里绽放光彩，就先被一位异国人聘走了，而我们只能从遥远的报道中得知她的风姿！
因此，我们在此发出呼吁：莱昂纳尔·索雷尔先生，请把“福尔摩斯”还给法国！
我们呼吁所有的法国作家，请将你们最杰出的构思、最鲜活的人物，首先献给生养我们的这片土地！】
看完报纸，莱昂纳尔也吃完了最后一朵一点食物，收拾了一下桌面，又去盥洗室做了清洁工作。
然后才踱进自己的书房，坐在崭新的“索雷尔1型打字机”面前，开始自己的创作。
本来他打好主意在10月份前都不动笔的，但是这台打字机和这篇文章的催促下，他开始给《两世界评论》写回应文章——
《致勒梅特尔先生：为何一位“法兰西制造”的英国绅士更值得我们骄傲？》
【尊敬的勒梅特尔先生：
拜读了您的大作，我怀着愉悦和些许惶恐的心情，提笔写下这篇回应。
愉悦，是因为您对《血字的研究》和夏洛克·福尔摩斯不吝笔墨的赞美，其热情程度甚至让我这个创作者本人都感到脸红；
惶恐，则是您赋予我的那项“重大责任”——仿佛我笔下人物的首次亮相地点，足以影响法兰西文学的国本。
这顶帽子实在太大，我的头太小，恐怕承受不起。
……
不过，您犯了一个可爱的错误。您认为我将福尔摩斯“让”给了英国？不，恰恰相反。
我认为，一个由法国作家塑造的“理想英国人”形象，这非但不是法兰西文学的损失，反而是我们的光荣！
……
请想一想，苏格兰场束手无策的谜案，最终被一位法国人创造的侦探所破解，我们为何要为此感到惋惜？
我们理应感到自豪！我们的一位“精神之子”，正在对岸扮演着启蒙者的角色，这难道不比仅仅在巴黎的沙龙里获得掌声更令人振奋吗？
……
您忠实的，莱昂纳尔·索雷尔，于巴黎】
这封信一气呵成，无需修改，打字纸筒上嵌套着的复写纸成功为它拓印出了副本，无需再另行抄录。
莱昂纳尔将正本存放进自己的抽屉里，将副本塞进信封，写好地址，就准备去楼下的邮筒投递。
没想到刚下楼，管理员就叫住了他：“莱昂纳尔先生，这有封信，送信人叫我务必亲手交给您。”
莱昂纳尔接过信封，只见上面用金色的火漆封口，火漆的印章图案，正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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