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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他：学校不知又有什么人在搞鬼，我过了电大英语专科毕业考，文凭却不给我。我想报名今年的高考，他们说三十岁已经成婚的，不可以报名。但是，又说现在上岗要文凭，我留校的，不可以随便排课，这不就是像那篇文章讲的《不要将兄吊起来》？他们就是把我吊起来了呢。
他安慰我说：“或许，他们考虑让你休息休息，不加重担给你吧？”
我无奈地摇摇头，直觉告诉我，不是那么回事。
“以后我们的方向总是想回上海的，那里再杂七杂八，别放到心里去。再说，学坐‘冷板凳’不也是一门学问吗？”
好在，蔡说他有进步，收获很大。进厂只有两年光景，他已经提升为车间里的计划员了。自从他上岗，车间没有了前空后忙，月底老是要加班的现象，也没有了材料要么缺，要么多，配不成套的情况。所以他得到了上上下下的认可和表扬，奖状铺满一桌子，同事们还给他起了一个绰号“蔡老板”。
我心里受到了很大的鼓舞，蔡又以自己的勤奋努力，为我们今后能调到一起，在希望之路上铺下了第二块“石头”。
蔡的小侄女李子一晃眼三岁半了，她还是聪明伶俐，学什么像什么。我们一结婚，她不知道怎么学会的，很快改口叫我婶婶。
那天，我在楼上缝刚换洗的被子，听到她在下面大声念着一首儿歌：“唐僧骑马咚那个咚，后面跟着个孙悟空，孙悟空跑得快，后面来了个猪八戒，猪八戒鼻子长，后面来了沙和尚，沙和尚挑担箩，后面来了个老妖婆，老妖婆……”
我正在想这首儿歌也就是押韵顺口，写得真不怎么样……突然，李子大哭起来，
丢下手里的活儿，我一溜小跑着下了楼……看到蔡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婆婆，李子的嗯奶，正大发脾气地打她，嘴里骂着：“我知道你们都恨我，可是你怎么可以骂我老妖婆！”
“是老师教我的！”李子一边哭一边说。
可是嗯奶不相信，用她打毛衣的针戳着她的嘴说：“看你还骂！看你嘴硬！我也是辛辛苦苦在带你，一代带大，还要带一代，带了这个，那个不开心……”
我大惊失色，马上去拉开李子，“姆妈，她是学来的，她不是说您呢！”
“你管什么闲事！你又回不来上海，一个个都是讨债鬼！”
她对我也没有一点客气，依然不依不饶……我觉得非常诧异，可对着让房间给我们，自己去住阁楼的婆婆，我没有一点办法……
我还是心疼孩子，依然硬头皮着去拉李子，对不知道为什么怒火攻心的婆婆说：“您歇歇气，我来骂她。”
“李子，你跟我上楼，我也要好好骂你几句。”我把孩子带上楼去了。
在我的房间里，我给她擦擦眼泪，拿出来几颗大白兔奶糖。她不哭了，可是，她的嘴边留下几个红点点。
晚上，我把这事告诉了蔡。
蔡说他大哥大嫂也生了一个女儿，现在在外婆家，可能发出话来，也要爸妈领。他们说：都是孙女，为什么有不一样的待遇！
蔡的母亲那时候五十出头，正好更年期，心事一多就烦躁，她这么一打骂李子，大嫂便没有再提要老爹爹嗯奶领孩子的事了。
这次李子又跟着我回江西。他的父母说火车上规定，小孩子超过一米高度就要买票了，趁现在还可以免票，多回来几次。
嗯奶给李子买了两套新衣服，一大袋吃的东西。这就是亲人之间的说不出来的一种亲情。
1981年的上半学期，果然学校没有给我分配工作，让我做了“零时工”。音乐老师有人请假，我代音乐课，外语老师缺人，我代外语课。
我为“冷板凳”还写了这么几句：
“在热闹的时代，突然被冷在角落的板凳上，情绪结冰？还是心凉？
怎么许多投来的眼神 都像是从西伯利亚吹来的雪霜！……
可是，只有不屈的意志，自始自终没有冷落我，
告诉我 一定要看向远方，那里才有春天的芬芳！”
我还是会与隔壁邻居老师们一起聊聊天，那样，时光会流得快一点。
罗老师告诉我，他们语文教研组1978年开始编撰的一套四本《古代文学作品选》已经印刷出版，分发给学校每个老师一套。可是，我不知道该从哪里去领取，我到底属于哪个教研组呢？
好在小韩老师，她说服了刘老师，为我申请了一套。这套书，虽然里面都是那个时代的语言，但是，我珍藏到了现在。在“寒气逼人”的那段冷淡期，不是很容易得来的一朵“花”，对我会有特别的一份情感。
这个时候，学校里发生了一件事，好像与我无关，可也牵动了我孤独的心。
学校图书馆在我心里最热乎，因为她是我越感觉“冷”越会去的地方，每一本书都会给我温暖。万老师知道我喜欢两本杂志，一本《收获》，一本《萌芽》，她总是会帮我留着。
有一天的半夜里，我被嘈杂的声音惊醒，身边的曾华睡得“呼呼”的。可我觉得不对，有大事发生。于是我一骨碌爬起来，想出门去看看。曾华被我吵醒，她说：“老师，怎么啦？要不要我陪你去。”
“不要，你明天还要上课呢，我一个人去，外面已经有很多人了，不怕。”
在万老师她家门口聚集了一大堆人，我看到了愤怒激动的万老师，已经失去了她平时的那种典雅气质，泪流满脸，正声嘶力竭地大骂，“无耻的东西，我要告你！”
反正也睡不着了，我就站在那儿，东一句西一句地听着“闲言碎语”的解释。
万老师的女儿在隔壁高安中学读高一，她的日记本无意间给万老师看到了。里面记录了她与语文老师的来往，好像已经不是一般的师生关系了，一个十六岁的花季少女，与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师，他们在干吗？做母亲的焦急已经不言而喻了。她逼着女儿，写了一封信给老师，约他半夜十二点来家里相会。要女儿对老师谎称父母出差了，而她也对女儿撒谎说，那么做，只是要他来谈谈。
于是，万老师事先安排了学校保卫科的科长兰老师，陪她一起躲在隔壁守候着。
她女儿的语文老师真的来了。
那种事不用明证，只要这个老师一步踏进万老师的家，就已经是铁定事实了。他被堵在房间里，保卫科长兰老师将他连夜押去了公安局。
没有多久，就传来消息，这个老师被起诉判了有期徒刑三年。
接着，万老师很快就全家调走了。
“闲话中心”还有后续故事补充：说那个老师与妻子分居两地，长达十年。因为万老师的女儿与他的妻子很像，不但是长得像，连说话的样子，性格脾气都像，而万老师的女儿，又被这个老师的文才吸引，于是，最终酿成了两家人的悲剧。
夫妻长期分居，不一定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但是，总归是不好的。我们学校的老师，分居的很多，包括我，都听了心里不是滋味。
这件事对于我，最大的遗憾是万老师调走了。她对人并不是热情洋溢的那种，而是会很快理解人的那种。你只要经她手借过几次书，她就知道你喜欢什么。没有多余的话，她总是会为你留着你想要的。可是，后来新来的那个老师，是解决夫妻分居而调来的老师家属，她什么也不懂，每次借书，只好自己去到处翻找。
很出乎意料的是，不久我又有了一次难得的“工作”的机会，让我又炙手可热了。
学校发了一个通知：为了要迎庆“红五月”，举办文艺节目大赛，各班都要出节目参与，随之，不少人开始想起了我，一个排练老师。
首先想到我的是文艺教研组组长曾老师，他的女儿在82届英语班。他说让我给他们班排一个舞蹈。我一口答应，问他们要排什么。英语班女孩子多，可以选出十六个人来排一个群舞，曾老师的女儿是队长。她们告诉我，喜欢藏舞，选了歌曲《翻身农奴把歌唱》。
我马上就构思起来：三个段落，引子出场，第一段抒情“太阳呀霞光万丈，雄鹰呀展翅飞翔……”，第二段，不唱歌词，全由邀请的文艺班乐队伴奏，速度加快，热烈奔放，第三段，停顿一下，来一个悠扬的深情的慢板，……“幸福的歌声传四方”，重复两句时再掀高潮，用欢乐的情绪表达，然后下场。
排练开始了，我真觉得心情舒畅，得心应手，好似回到了从前。
马上，跟着来邀请的陆陆续续有三个班：一个是理科班的三个女生，她们要跳“金梭和银梭”；一个是文科班，他们要求把全班编排上去，歌曲是“踏浪”；还有一个班也是理科班，他们说让我帮选一个。
我统统都答应，先把自己的学习计划放下，这几个“任务”早已足够使我的荷尔蒙膨胀起来了。
每天我都在构思，关起门来做一个“神经病”，独自想呀想、跳呀跳、转呀转……
我很快把“金梭和银梭”排出来了。别看是理科班的女孩子，我用了“跑跳步”作为单一舞步，加上手的动作很多，穿插掌，大云手，风火轮……，把她们累得够呛，可她们感染了我的“神经病”，跳得十分投入。
那个要我来选个节目的班，我很快想到了，以前庄之梦老师的同学丽娜，曾经教我们七九届文艺班一个有情节的舞蹈“乡间的小路”，我就移花接木，也是情景小舞剧“清晨，我们踏上小道”。
最难的也是要求最高的是那个文科班。他们的文娱委员会跳舞，并且跳得很不错。可要全班上台一起跳，那不是左脚右脚分不清的情况又来了？这还不是只走走台，而是要跳舞，怎么跳？
我苦思冥想了一周，想出来一个方案。“小小的一朵云”肯定由文艺委员独舞，其他三十多个同学，我就让他们通过手势造型来表达山花烂漫与海浪滚滚，那朵“云儿”漫步其中，一会儿穿插，一会儿浮现，一会儿隐没。整个队形变换不多，出场时安排三排人跪地，中间一段散开变成大三角，最后形成大圆套小圆，那朵云就升腾其中。我单独教文娱委员，舞蹈动作要难度高一点，而其他人都是手势操。谁想到，声势浩大的手势操竟然非常好看。
我忙得一塌糊涂，可心里特别舒畅。真真是“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终于，大赛结束，前几名排行榜发布。我一看：第一名是“金梭和银梭”，第二名是“踏浪”，第三名是“清晨，我们踏上小道”，第四名，第五名，第六名……怎么没有“藏舞”，原来，我本来认为最好的舞蹈，竟然只得了个优秀奖。
我正看着，也在纳闷着，身后有个声音，浑厚动听：“汪老师，前三名都是你编排的呢。”
我转身一看，是新来的文艺老师许章，他对我点点头，我对他笑了一下，我们算是有种默契。我感到，他是认可我了。
曾老师也来了，我马上问他，怎么藏舞会只得了优秀奖。
不说还好，说了他一肚子气，他说：“那个高考补习班，借我们藏舞舞服，说好用了马上还回来，结果他们班有同学穿了去县照相馆拍照，等她们回来，英语班的节目只好挪到了最后。结果，中午一点多后，外请的评委提前退场，藏舞的分数就落后了，这个优秀奖还是平衡后才有的。”
那个高考补习班的班主任张老师听见了，却很生气地说：“怎么可以怪我们呢。”
唉，这该怪谁？怪命运吧！
比赛之后才一会儿功夫，学校就又把我忘了。我依然坐在“冷板凳”上。但是，我心情不同了，周围投来的眼光里分明有了几分温度。
谁知道，正准备接文艺教研组组长一职的许章老师出了事情。
人不能太出色，太引人注目也会惹祸。许章老师就是因为他的内外都秀逸，莫名其妙的；从天而降的一个“罪名”，把他给玷污了。
有一个女生，是许章老师的学生，就管她叫“祸水”吧。其实她也聪明伶俐清秀可爱。不知道她怎么中了邪，痴迷许老师到了忘乎所以。
那天傍晚她去了许老师房里。与许老师讲东讲西，到了晚上十点还不肯走。许老师暗示她，要休息了，她还赖着。十一点了，许老师再一次要求她可以走了。这个“祸水”却是有备而来，她自管自地躺到许老师的床上去了。
许老师呆坐在椅子上，一时六神无主，想想这样不行，他就掩门出来，敲开了方敏老师的门。
那个“祸水”第二天大大方方地做给别人看，在许老师门前，又是刷牙又是洗脸的，暗示她是留宿在许老师房里的。
当然，好事之客怎么会放过这个“动人”的故事，立即就捅到了校领导那儿。
估计“祸水”并不想害许老师，而是想用这种不上台面的方式来逼着许老师娶她。所以学校里那些“好事者”不断从女方那儿拿到“第一手”资料：她是在许老师那儿过夜的。
许老师是个正正经经的人，而且从我个人的观察也体会到，他是个很正气的人。
他哪儿见识过这种“下三烂”的事，大发脾气，但是，一个文雅儒生的脾气，除了把一叠书愤怒地扔在地上外，他只会那么文绉绉地为自己辩护：“信不信由你们，我走开了，我在方敏老师那儿。”
奇怪的是，哪怕方老师不断证实许老师与他在一起也没有用，这种事人们都更相信女方，只要“祸水”不改口，好像许老师要做定“罪行”了。这几天，许老师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受尽委屈和折磨。
我对团委书记说：“应该您去与那个女生谈，把她会害许老师的后果说明白，或许有救。”
果不其然，那个咬定自己与许老师好像有什么瓜葛的“祸水”，终于改口了，承认她与许老师是清白的。
这个成了“祸水”的女人，当然什么也得不到，只是给所有的人上了一节课：没有自尊自爱的女人，怎么可能得到一个有教养的男人的心。
但是，许老师的入党，接班做文艺教研组的组长，一系列的进阶都为此按下了暂停键。
人生中碰到这种事，怪谁？又是怪命运吧！
很快，一个学期又快结束了。教务处终于找我商量下半年的工作了。
苏校长依然那个脾性，不紧不慢，不热不冷，他说：“你分到哪个教研组都不合适，我们讨论再三，下半年幼儿园需要老师，你去吧。”
我知道叶梓走了，这个学期的幼儿园是由两个从后勤食堂调来的阿姨在管着，她们只是认识几个字的家庭妇女。于是，有孩子放在幼儿园的老师们怨声载道。
可是，我一时不能接受让我去幼儿园的安排，这算什么？贬职了？流放了？发配了？
本来我还是个“陶渊明”，现在要做“苏轼”了？不由自主地让我想起了他的那首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对苏轼写这首诗时的心情，我好像一下子透彻了！我觉得自己这艘“不系之舟”，飘过了文艺，飘过了外语，结果飘到了幼儿园。真的是脸上挂不住。这样的留校，还不如当时留在赤岸中学教书，说不定现在已经是高三语文骨干教师了。
我这种人，天生没有做领头羊的能力，也不是会研究出改变人类命运的知识的天才，我就是个最普通的人，但是我会接受任务，执行任务，并且认真努力地把任务做到最出色的那种“二流人物”。可现在好像要我去接受“三流”任务，我顿时陷入了迷茫与彷徨。
苏校长说是说让我考虑考虑，下个学期来接手，不过，他还留了一句：“叶梓不是做得很好吗？……现在学校里分来的大学生都安排不了呢。”
我漫无方向地走在校园里，半路碰到了顾老师。她虽是苏校长的妻子，在学校医务室当医生，但是，也没有架子，看见我，热情主动地打招呼，而且还跟着一串笑声：“小汪，去幼儿园工作很好呀，也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的好事呀。比没有事做要好多了。”
她的上海话与笑声感染了我，我很感动，就说：“谢谢顾老师。”仿佛，在我心里有点把她与柯医生混为一体了。只是，有点迷糊，好像顾老师也参与了教务处的讨论似的……
回到自己的房间，赶快去翻找《外国教育史》的笔记本，因为在我烟雾迷漫的脑子里，突然浮现了卢梭的“艾弥尔”和他的教育思想。我又一次认真仔细地读着《外国教育史》。
在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哲学的基础上，启蒙教育思想也蓬勃发展。卢梭对于儿童教育提出自然与自由的教育方式。他对儿童教育，论述了要按照年龄分期，儿童个性特点来进行。早期教育要发展儿童的独立思考，创造性的观察能力，调动儿童的求知欲与学习积极性，当然还有善良的情感与良好的意志，反对教育刻板和划一……他所有的教育思想都体现在他的“艾弥尔”身上。
我又一次，自己说服了自己，我也有许多教育思想，何不就这次机会很好地实践一下？在学龄前儿童的教育中应该更能体现出来。况且，我在库前有过最无奈的一年级数学教学实践，虽然做得不成功，但那也是山区孩子的智力滞后引起的，而我不也看到过县城里的孩子们聪明精彩的表演？我也想再试一试，初级教育的实践。
还没有到下个学期，也还没有去教务处回话，我的“荷尔蒙”就已经被调动起来，自己的创造性思维脑洞大开，什么幼儿园的课程设计和教学大纲，教学方法等等，已经不断浮现出来了。
我在回上海前，还去了对面的幼儿园考察了一番。看看需要什么教材，回上海可以采购。
调整心态后的我，心田里又出现了灿烂的阳光了。
在动身回上海之前，我赶快去了蔡的二哥那儿，问问李子要不要我带回去。他们说不用，等国庆节假期时候，准备三口之家一起回上海。
他们热情地请我吃饭，席间，那个直爽的二嫂问我，是不是嗯奶打了李子，李子把这事告诉了他们。我不好说什么，支支吾吾地敷衍了过去。
回上海后发现，我在往下走，蔡在往上走。当时我留校很荣光，现在却成了高师幼儿园的老师。蔡回上海，从一个工人做起，不久就成了车间调度指挥，他还考入了夜校，入了党，更有一片光明在前面。
但是，他依然耐心地陪着我，一家一家书店跑，买了许多关于幼儿教育的书籍。带着这些“食粮”，我回到红土地上，准备做一个幼儿教育工作者了。
我不带任何固定模式或思想，走上了全新的岗位，像摸底调查一般地与人院的二十多个孩子，接触了两天。
我发现，这些孩子，从三岁半到六岁，都很聪明，我的忧虑放下了一大半。他们与库前那些“宝”不是一回事，这使我好比怀着一个工匠的心情，看到眼前的“优质材料”时，旋即就产生了想去雕刻琢磨的冲动。
对叶梓先前的工作我也了解了，她是个开拓之人，留下许多可以利用的教具与教材。她直接用小学一年级的教学内容与方法，提前给孩子们上了一些语文课，数学课，音乐课。她对孩子们很是爱护，上海带来的糖果差不多都成了孩子们的点心。在她调走了半年后，孩子们还在念叨她。
小朋友们爱憎分明，他们很不喜欢后来来的那两个阿姨，动不动就骂人，还罚站。甚至有孩子悄悄告诉我：“她们是没有文化的人。”
学校调离了一个阿姨，留下的那一个脾气温和一些，配合我管好孩子们的生活琐事。孩子的拉屎撒尿，在幼儿园也是大事。我曾经住过的小房间成了幼儿园的办公室，而后面一间隔开的小间，放几个痰盂罐，就是孩子们的“厕所”。
孩子们依然一天有两次点心吃，阿姨要烧好开水，一杯一杯凉好，还分发一些饼干或水果。这些由学校统一买，也算是教职员工们的福利。
我开始动脑筋备课了。
首先在卢梭思想引导下，我想到不要刻板和统一化，要引导孩子们的自由思维能力，开发感性观察的灵敏度，并从认识自然开始走进科学，从认识自我，走进社会……
我把课程设计出来了，第一，语言表达课，包括：“有口无心读唐诗”，“听讲故事”，“描述”花草植物，家中物品，家人朋友等，和“看图说话编故事”。第二，数数与画画，把画各种水果植物等，与加减计算放在一起，第三，音乐课，唱中英文字母歌与儿歌，第四，美术：色彩，图形，与搭配，五，跳绳，拍球，游戏，六，舞蹈，手势操等的手脚动**调性训练等。
就用这么一套教学思路，我上了一个学期的实验课。
我又成了被表扬的中心了。特别是教务处的刘志坚老师，他有两个儿子在班里，一个是六岁的刘鲲，一个是三岁半的刘鹏。
刘鲲小朋友，他喜欢坐在第一排，一对大眼睛盯着我看，我们一节课半小时，他可以做到一直专心听讲。这是小孩子最难得的一种会学习的表现，也可以说是学习能力。一个孩子优秀不优秀，不用看成绩，就看他的关注力达到多少时间。刘鲲只是一个幼儿园的孩子，他的关注力已经达到半小时，那么他以后的学习成长，可想而知，大有前途。不过，他的个性偏文雅，不主动提问题，然而他回答我的问题时，头头是道，流畅清楚。所以，我非常重视他，也喜欢他。
我知道他的父母也在培养他，因为他的字写得很漂亮。我的语言课有故事复述，口头说了后，我也会在黑板上写几句关键词语，要求小朋友们，能写的写，不能写的只要说就行。他，小刘鲲总是可以写出来。
刘老师敢于到处说我好，说我的幼儿园课上得很好，孩子们都喜欢，我很感谢他。虽然，别的老师们同样因为有孩子在我班里，也会口出莲花。可刘老师他是在教务处呢。教务处给我不但是个“冷板凳”，还有许多夹层话的，他能公开表扬我，一定是一个正直的人，善良的人，敢说真话的人。
我的幼儿班还有一个女孩子，姓张，后来我知道她的父亲就是高考补习班的班主任张老师。她与她的父亲个性十分相似，喜欢“冲头冲脑”，主动性有点过头，还常常要来主导老师。那天，我准备教一首儿歌《锄禾》，她会插嘴：“老师，教我们《咏鹅》。”我也不打击她，小孩子的个性是要保护的，于是我会说：“下次我们学。”
与孩子们在一起，我的童心也满满的，早把“面子”看淡，把“冷板凳”看暖了。连顾老师碰到我都说了，“小汪，当幼儿园老师还蛮称职呀。”
关注了幼儿教育，那么有关幼儿的事件也会注意起来。
我们高师的邻居，高安中学发生了一件惨案。
高安中学有一对夫妻，都是上海人。一个数学老师，一个英语老师。他们先生了一个女孩，放在上海，由外婆带。可他们正好在计划生育“只生一个好”的政策之前又生了一个男孩。男孩他们自己带在身边。外婆认为女孩也应有父母的照顾，不然就不亲了，就把女孩强硬地送了过来。认为，时间长了，一切就会好的。
五岁的小女孩，脾气倔强得不同一般，她始终不叫爸爸妈妈，整天哭喊外婆来救救她。有时就发脾气不吃饭，乱甩东西。闹得两个大人心一烦就打她了，母亲把她按在一条木板凳上，打了几下屁股。可女孩尖叫起来，撕裂般的大哭，结果，换了父亲下手就重了，抽打了几下后，见她不做声了才罢手。可女孩一直就躺在那儿不动了。到了半夜还是不动，父母才惊恐发现，她死在板凳上了。
这件事轰动了整个高安县城，议论纷纷，众说不一。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为什么他们没有想到把女孩送到对面，我的幼儿班来呢？我一定会保护她的。一条鲜活的小生命，就这么没有了，而且，是被狠心的父母给打死的。为了这个从没有见过面的孩子，我流了许多的泪。
孩子的教育一定是在自然自由的情况下、不让孩子觉察中进行的，大人要理解他们，要学会与他们相处，首先就是培养他们具有极大的安全感，才可以对他们逐步提出进一步的学习要求，并且，任何要求一定是适合他们的年龄与个性的，还要根据他们的特点与程度不断修正，在整个教育过程中，是绝不可以有体罚的。
这一对教高中的父母，居然对自己的孩子那么粗暴野蛮，我接受不了，很多人都接受不了！其实每个做老师的，不，应该是每个想有孩子的人，都应该先读幼儿教育知识。
眼下，谈教育奢侈了，孩子已经死了。面对的是法律的严惩了！一县城的人都在等着开庭审判。那时候还没有正式的律师出现，这个案子，结果是由我的老同学郜海雷来为两个父母辩护的。
他抓住了父母的那种深深的懊悔与彻骨的痛苦，抓住了孩子的叛逆对父母的伤害，抓住了打孩子的人，并不懂一个医学知识：也就是孩子的身体是没有抗震能力的，看起来好像只打在屁股上，但是震波冲击了孩子的心脏了，那是致使孩子丧命的原因。
在他的辩护下，结果是父亲判了八年有期徒刑，母亲是三年劳教，还留在学校上班，带着心灵上永远抹不去的痛，担任起独自抚养那个男孩的责任，静静地等待丈夫八年后回来。而最最后悔的是外婆，听到这个消息，从上海赶来了高安。等待她的是支离破碎的一家人，竟然这一切痛苦的缘由，只是因为没人带孩子，她帮助带了孩子又没有坚持到底，一个简单的“以为”就把她自己的心砸得粉粉碎，还把她的所有亲人的命运都翻到了深渊里了。
带着这个让人唏嘘不已的故事，我回上海去过寒假了。
我却发现，蔡去上班后，他的母亲就开始嘀嘀咕咕、骂骂咧咧。起先我还没有注意，直到第三天，他母亲干脆走上楼梯在我门口骂：“多嘴多舌，要你管什么闲事！自己都管不好，还想来害我……”话里不断夹杂着一些难听话……
这下，我终于明白了，她的“机关枪”是在对着我“开火”，我的心突然沉到了谷底，我做了什么事“犯了太岁”了？好不容易熬到了晚上，蔡才告诉我，是他二哥对母亲说，我把嗯奶打李子的事告诉了他们。
我又觉得五脏六腑都纠结在一起了，怎么一个家庭中也有“嫁祸于人”的事。我对蔡发誓赌咒地说：“我为什么要告诉他们呢？那是李子自己说的。”
蔡是个绝对聪明的人，他立即相信了我，他完全明白，这是他的哥哥唯一可以既让父母接受孩子，又警告父母对李子好一点的做法。但是，他们这是在牺牲了我的前提下，做有利于自己的事。
我伤心透了，对李子我真的很尽心，也做到了不止一个婶婶才做的那么多的努力，而他们，居然是不惜把我丢在开水里煮……我忍不住想冲下楼去，把一切真相对着他父母说说清楚。
蔡把我拦住了，说这是对自己家人，我们绝不可以无情无意，要我忍了，蔡还幽默地说，姆妈骂了三天了，应该会歇歇了。第二天，果然他母亲“揠旗熄鼓”了。
我知道这是很会做人的蔡，他去“外交斡旋”了，只是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辞令，才让这一场已经点燃的“战火”，没有燃烧起来。
他知道我心情一直有点压抑，就把一年积起来的十几天调休都用上，又陪我一起去了红土地。我们在高安过两人世界，自由自在，他每天翻花样烧许多菜，招待我和我的朋友们。
因为太开心了，等他回上海后不久，我开始呕吐了，特别是一闻到大蒜味就恶心。很巧的是，小韩老师也与我一样在作呕。我们不约而同都想到了：我们是怀孕了吧？不过我很奇怪，我第一次并没有这个感觉。她们都猜那是因为前一次与这一次的孩子性别不同引起的。
我觉得这次的孩子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在幼儿园，与孩子们在一起，童心童趣互有感染，还有很重要的是，上幼儿园的课没有压力，多多少少毕竟在自己手里。而看看小韩老师，上英语课哪有如此轻松的，一开始两个月，常常要请假，根本上不了课，她心里急得很呢。
命运有时候也会在一定的条件下，把坏事变成了好事！
石少英结婚后也在搞调动，没有心思上好课。我们三个老师，常凑在一起，说着婚姻，说着家庭，说着肚子里的孩子，我们没有亲人在身边照顾，就是靠着与伙伴们“抱团取暖”熬过来的……
我对蹉跎岁月的理解，这时候也最深刻，怪不得很多单位不要女职工。女人在这个时候，无可奈何地沉醉于“世间万事了，只有一孩儿。”
我们几个，加上余英，数学李老师也会一起合伙，大家轮流做午饭，一人管一天，一周就过去了。
记得有一天，吃了饭后几个人还坐在一起谈天，不知为什么，直爽的余英说石少英，“吹吹牛的事，有什么了不起，”石少英生气了，转身进了房间，在里面放声大哭，把我们都吓着了。我看看不对，就去敲她的门，起先她不理人，后来，听是我在叫她，就把我让进了房间，这是因为我们这段时间总在一起瞎聊天而得到的一种信任度。
“我们上海人把聊天说成是‘吹吹牛’，你千万不要以为是说你讲了假话。”我对石少英解释道。
她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上海话是‘嘎山湖’”
“对的，你学英语一定知道的，语言丰富多彩，往往一个意思有很多种表达呢。比如：北方人会说摆‘龙门阵’，可也说‘侃大山’。”
终于，她不再哭了，与我又开始“吹牛”了。这一吹，才知道，她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了“老朋友”，她的反应与我们不同，是那么剧烈的发脾气。
我听了，第一时间为学校着急，下个学期的英语老师必须要再“引进”了。
果然，还没有等学期结束，石少英就调走了。
接着，我们学校发生了一件重大惨案，居然与我的幼儿班孩子有关，吓得我魂飞魄散，连我肚子里快五个月的孩子也几天骚动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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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坚编审评：
小说描写的客观性，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组成部分或曰特点之一。
在本章里，作者客观地描写了自已人生的低谷时期。
在成批的正规大学毕业生进入机关丶学校之后，“工农兵学员“桂冠丶“留校“荣耀迅速褪色，“工农兵学员”成为“水平低”“能力差“的代名词，在单位里遭到排挤。女主人公通过了电大英语专业毕业考却不给她文凭，要上岗又说需要文凭；要报名高考则被红线拦住；没有岗位，只能做临时工代课。情绪坏到了冰点，生活失去了色彩。女主人公的遭遇有其特殊性，又同其所处时代广大“工农兵学员“的遭遇类同，因而具有普遍性。这是女主人公人生的低谷时期毋庸置疑。
在生活的磨难面前，女主人公又一次展示出直面生活和自我的勇气，展示出在复杂的现实中探索问题和问题的意义的韧性和努力。没有名义，尽义务也帮一个个班级编排参赛的文艺节目，争得了前一丶二丶三名；被“发落“做幼儿园老师，也要做最好的幼儿园老师，实践先进的幼教理论，设计切近幼儿心理特点和认知水平的课程，用爱心包容每一个孩子。
在生活的窘迫之下，女主人公的人性没有迷失丶失守。读者看到的是，一个有理想和信仰的人不屈的坚持丶不甘的退却，似乎还可从文中听到作者在召唤一种刚健质朴的处世哲学和人生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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