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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长苦”。
走到家门口，就看见母亲坐在门槛上补衣裳，线都穿不进针眼里。高适赶紧放下锄头，接过母亲手里的针线：“娘，我来。”母亲看着他，叹了口气：“儿啊，别总写那些没用的诗了，先把肚子填饱再说。”他点点头，夜里躺在草席上，借着油灯的光，还是忍不住往纸上写——他心里憋着股劲儿，总觉得不该一辈子埋在土里。
20岁那年，高适带着仅有的碎银子，背着书囊去了长安。他以为凭着自己的诗才，总能谋个差事，却没想到长安的门，比梁宋的田埂还难跨。
他住在平康坊最便宜的客栈里，每天天不亮就去拜访官员。有次去见一位姓王的郎中，门房斜着眼看他，手里的鞭子敲着门槛：“就你这穷酸样，也想见我们大人？”高适拿着怀里的诗稿，脸涨得通红，却没敢走——他从梁宋到长安，花光了所有积蓄，要是见不到官员，连回去的路费都没有。
等了三个时辰，才看见王郎中醉醺醺地回来。高适赶紧递上诗稿，王郎中扫了两眼，扔在地上：“写的什么玩意儿？边塞、打仗，长安人不爱看这个！”诗稿落在泥水里，字迹晕开，高适蹲下去捡，手指都在抖——那是他熬了三个通宵写的，每一个字都藏着他的志向。
长安的日子，过得比梁宋还苦得多。他没钱买饭，就去书铺抄书换馒头；冬天没炭火，就裹着破棉袄在油灯下看书。有人劝他：“高生，回梁宋种地吧，长安不是你待的地方。”他却摇摇头：“我就不信，凭我的笔，写不出一条路来。”
后来他没钱住客栈，睡在破庙里。有天夜里，下起了大雨，庙顶漏雨，他把诗稿抱在怀里，缩在墙角。听见外面有人唱歌：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他探出头，看见个穿白衫的人，手里拎着酒壶，正对着雨唱歌——那是李白。
两人一见如故，李白拉着他喝酒，听他说梁宋的田、长安的苦，拍着他的肩说：“兄弟，别愁！你的诗里有劲儿，将来肯定有人识你！”后来又遇到杜甫，仨人常在梁宋的田野里骑马、打猎、喝酒。李白喊着要“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杜甫叹着“朱门酒肉臭”，高适就跟着拍桌子，说：“将来我要去边塞，拿剑打仗，用诗写尽那里的事！”
30岁那年，高适终于等来了机会——蓟北（今河北北部）招幕僚，他没跟家里说，收拾了个小包袱就走了。那是他第一次见边塞，风里带着沙，吹在脸上像刀子般，远处的长城蜿蜒在山里，就像条沉睡的龙。
刚到军营，他就跟着将士们去巡逻。有次遇到契丹人偷袭，箭雨“嗖嗖”落在身边，一个小兵替他挡了一箭，倒在他怀里，嘴里还喊着“护着粮食”。高适抱着小兵，看着他胸口的血染红了衣裳，就懂了什么是“战场”——不是诗里写的“大漠孤烟直”，是真真切切的生死。
夜里，他坐在篝火旁，借着光写《蓟门行五首》，
写“胡骑虽凭陵，汉兵不顾身”，
写“羌胡无尽日，征战几时归”。
将士们围过来看，有个老兵指着诗说：
“你写出了我们的苦，也写出了我们的劲！”
最让他难忘的，是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的一场仗。那时候他在营州（今辽宁朝阳）幕府，敌军来犯，将士们在前线拼命，将领却在中军帐里喝酒、听琵琶。高适站在城楼上，风把战袍吹得猎猎响，看见下面的士兵一个个倒下，血把雪地染成红色，再回头，帐里的歌声还飘过来——他攥着拳头，当晚就写下了《燕歌行》。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这两句诗，他写得又快又狠，墨汁都溅在了纸上。写完后，他把笔扔在桌上，哭了——他不是哭自己，是哭那些死在前线的士兵，哭他们的血，换不来将领的一句关心。
后来这首诗传到长安，连唐玄宗都读了，说：“这个高适，写出了边塞的真模样。”高适的名字，终于被人记住了——不是因为他是“穷书生”，是因为他的诗里有血、有泪、有将士的魂。
46岁那年，高适考中了进士，被派到封丘（今河南封丘）当县尉。这是个小官，管着催租、捕盗的事，他一点都高兴不起来——他想的是去边塞建功，不是在县里欺负老百姓。
有次，县令让他去催租。他走到一个老农家里，看见破屋里连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老农的老婆躺在床上咳，孩子瘦得皮包骨。老农跪在地上，手里捧着一把糠：“官爷，家里就这点东西了，求您放过我们吧！”
高适拿着鞭子，手都在抖。他想起在梁宋种地的日子，想起母亲熬粥的样子，把鞭子扔在地上：“我不能催，你们的苦，我懂！”
回去后，县令把他骂了一顿：“你是不是不想干了？连租都催不回来，要你何用！”高适梗着脖子说：“催租就是逼死老百姓，这差我干不了！”当天，他就写了辞职信，里面有两句诗：
“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
——这不是抱怨，是他心里的痛，是一个读书人最后的底线。
离开封丘那天，老百姓都来送他，有人塞给他鸡蛋，有人给他缝了双布鞋。高适抱着那些东西，眼泪差点掉下来——他没给老百姓做什么，老百姓却把他当亲人。他心里更坚定了：将来一定要做个好官，不欺负人，不辜负人。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长安都快被攻破了。唐玄宗逃到四川，太子李亨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
高适听说后，连夜往灵武赶。那时候路上全是叛军，他躲躲藏藏，走了半个月，终于见到了肃宗。肃宗问他：“现在叛军势大，该怎么办？”高适没慌，把想好的计策一条一条说出来：“叛军虽然人多，但都是乌合之众；只要守住潼关，再调西北的兵来夹击，肯定能赢！”
肃宗听了，特别高兴：“没想到你不仅会写诗，还懂打仗！”当即任命他为侍御史，让他跟着大军平叛。
后来，永王李璘在江南叛乱，肃宗又派高适去平叛。高适带着兵，在长江边布防。他知道永王的军队不擅水战，就下令造了很多火船，趁着夜里顺风，一把火烧了永王的战船。没几天，叛乱就平定了——这时候的高适，不再是那个只会写诗的穷书生，是能领兵打仗的将军了。
有次打仗回来，他在营里写了首《塞下曲》：“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诗里的豪情，不是瞎写的，是他拿着剑，在战场上拼出来的。
广德二年（公元764年），59岁的高适被封为渤海县侯。那天，他穿着紫色的官袍，手里拿着侯爵印，站在长安的朱雀大街上，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那个在梁宋田埂上扛锄头的穷小子，那个在长安破庙里躲雨的书生，那个在边塞风里写诗的幕僚。
有人问他：“高公，您这辈子值吗？”他笑着说：“值！我从地里来，到战场上去，用笔写了心里的话，用剑护了家国，还有什么不值的？”
晚年的高适，住在长安的宅子里，常和杜甫一起喝酒。杜甫病了，他就派人送药；杜甫没钱，他就偷偷塞银子。有次杜甫写了首诗给他：“当代论才子，如公复几人”，高适看了，笑着说：“子美，你别夸我，咱们当年在梁宋喝酒的时候，不就说好了，要一起写尽天下事吗？”
他也没忘了李白。李白因永王案入狱时，很多人都不敢帮，高适却偷偷托人给牢里送棉衣和吃的，还跟法官说：“李白是被冤枉的，他只是想为国做事，不是要叛乱。”后来李白被流放，高适还写了首诗送他：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这不仅是送李白，也是送当年的自己，送所有不服输的人。
永泰元年（公元765年），61岁的高适在长安病逝。临终前，他把诗稿交给儿子，说：“把这些诗好好收着，别丢了。这里面有我见过的边塞，有我认识的将士，有我这一辈子的劲儿。”
现在读高适的诗，还能感觉到那股劲儿——不是风花雪月的软劲儿，是地里长出来的、战场上练出来的硬劲儿。他一辈子，从穷到富，从书生到将军，没靠过谁，就靠笔和剑，靠心里那股“不服输”的韧性。
他写“战士军前半死生”，是因为他见过士兵的血；他写“拜迎长官心欲碎”，是因为他懂老百姓的苦；他写“莫愁前路无知己”，是因为他就走过那条难走的路。
高适的诗意人生，不是飘在天上的，是踩在地上的。他告诉我们：不管你出身多穷，不管你碰多少壁，只要心里有劲儿，手里有活（不管是笔还是剑），就一定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就像他还站在边塞的风里，拍着你的肩说：“怕啥？大步往前走！天下总有识你的人，总有你能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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