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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秋水刚来烟厂时，被安排在路西办公楼四楼的一间两人宿舍。那会儿，单宿舍都在六楼七楼，住在四楼就像享受了总统包间。他每天早上从宿舍出来，下到一楼就是食堂，马路对面就到了办公室，中午累了，回屋躺一会儿，晚上加班晚了，也不用出厂区。生活与工作，几乎无缝衔接。
那时的宿舍虽小，却干净整洁。两张单人床，两张书桌，一个衣柜，一扇朝西的窗户，窗外是省三院的办公楼和绿化带，春天有杨柳，秋天有落叶。对林秋水来说，这已是难得的奢侈，在那个年代，大多数职工住的是二十几人的大通铺，上下铺挤得连翻身都费劲。而他，竟住上了双人间，在同事眼里，简直是“领导待遇”。
“小林，你小子命真好！”同年来的大学生小王常打趣他，“我们挤大宿舍，你倒住上‘总统套房’了。”
林秋水只是笑笑：“可能是我运气好赶上了吧。”
起初，厂里不少人猜测，林秋水背后有关系，不然哪能住上这么好的宿舍？总务科老张是北郊人，林秋水是月光县的，八竿子打不着，可偏偏老张对他格外关照。
“听说是老乡？”有人私下议论。
“哪有这事，”知情的人摇头，“纯粹是运气。四楼本来是办公区，后来人多了，才腾出一间当宿舍，刚好轮到他。”
可话说回来，老张对他好，也并非全无道理。林秋水是银行出纳，总务科报销、领物资，样样都得经他手。他做事细致，一笔不乱，从不出错；为人又谦和，见了谁都点头打招呼，从不摆架子。时间久了，老张自然愿意多照顾他几分。
“小林啊，这是厂里刚买的毛巾。”老张常悄悄塞给他，“还有块香皂，你拿着用。”
“谢谢张师傅，”林秋水总是诚恳地道谢，“总是麻烦您。”
“不麻烦，你办事靠谱，我放心。”老张拍拍他肩，“好好干。”
后来，烟厂业务越做越大，办公空间紧张，四楼的宿舍被收回，林秋水搬到了六楼。依旧是两人间，依旧是朝西的窗，只是楼层高了，离食堂远了，上下楼也多了几分辛苦。可他并不在意。对他来说，宿舍只是睡觉的地方，能安静、干净，就已经足够。
从红星饭店调来烟厂后，生活条件确实好了许多。宿舍有暖气，有热水，每层都有公用的洗漱间，比饭店那间临时搭的“科长休息间”强了百倍。可生活向来有得必有失，在饭店时，每月有津贴、有补贴，卸一车菜就能挣二十块，抵半个月工资；到了烟厂，这些外快全没了，反而开销越来越大。
原因无他，只因烟厂的地理位置太方便了。
烟厂东边的太安街，是太平市通往月光县的长途汽车始发站，也是月光县来市里的终点站。而烟厂距离市中心的人民商场，不过两站路。这一便利，像一块磁石，把老家的亲戚、同学、老乡全吸了过来。
“秋水啊，我明天去太平市办事，能不能在你那住一晚？”电话里，老家的人常这样问。
“没问题，”林秋水总是爽快答应，“我房间的另一个人不在这里住，来吧。”
有人来是真办事，有人是来看病，有人是来逛商场、买衣服，有人纯粹是“顺道看看你”。可无论理由是什么，每一通电话背后，都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他们信他，才会来找他；他们亲他，才愿意在他这儿吃顿饭、住一晚。
“秋水，我明天去市里买备件，顺道来看看你。”村里堂叔打电话说。
“行啊，叔，”林秋水热情回应，“您几点到？用不用我接您？”
“不用接，我自己能找到。”
下班后，他带着堂叔去人民商场转转，请他吃顿饭，临走时塞上一两条平时自己攒的烟。
“秋水啊，每次来都让你破费。”亲友们常不好意思地说。
“没事，应该的，”林秋水笑着回答，“你们大老远来看我，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他知道，这份破费，不是负担，而是情分。父亲林承贤从小就跟他多次说过一个故事，邻村樊家庄有个年轻人，到市里工作后回村，跟街坊说话用普通话。
“啥时候回来的啊？”邻居问。
“昨天晚上回来的。”年轻人操着城里腔。
无论谁问，他都这么答。邻居们不高兴，告诉了他父亲。父亲当晚就把他叫到跟前，怒目而视：“街坊问你啥时候回来的，你怎么答的？”
“昨天晚上啊。”儿子还是一样。
“再说一遍！”
“昨天晚上。”
“啪！啪！”两个耳光重重落下。
“你才出去几天，就把家乡话忘了！以后再敢说侉子话，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
“啥时候回来的？！”父亲再问。
儿子这才改口：“夜了嘿呀。”
父亲这才满意。
林承贤一遍遍讲这个故事，讲了多少遍，他自己都记不清了。他的意思很明白：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本；无论多体面，都不能在村里人面前“装大”。
“对村里人要敬重，”父亲常叮嘱林秋水，“有人来找你，是看得起你，你得好好招待。村里人要是瞧不上你，哪怕你当了市长，人家也不会搭理你。”
林秋水从小在村里长大，村里的规矩、说话的方式、待人的分寸，早已如春雨润物，渗进他的骨血。他郑重承诺：“爹，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许多年里，他一直深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视之为做人的根本。可后来，他静下心来再想，忽然觉得这故事漏洞百出，一个年轻人，能在村里对邻居说普通话，可回家面对亲爹，还会用“昨天晚上”？这不合常理啊。父子之间，哪有不讲土话的？
这故事，分明是村里人编出来吓唬孩子的，一则带着乡土气息的“寓言”，一则用以规训后代的“道德训诫”。它背后，有对“进城”的恐惧，有对“变质”的警惕，也有长辈对子女的控制欲，他们希望孩子出息，但不能“出格”；可以体面，但不能“忘本”。
可那些年，林秋水还是信了。他到市里读书、工作，始终坚持用家乡土话说话。他语速快，口音重，外地人听他讲话，常一头雾水。
“小林，你说话能不能慢点？”刚来烟厂时，同事常抱怨，“你说得太快，我们听不懂。”
“我尽量慢点。”林秋水不好意思地笑。
“不是慢的问题，”同事无奈，“是你口音太重，我们听不清。”
他试过改，可一紧张，乡音就冒出来。直到结婚后，在妻子的耐心纠正下，他才勉强学会了一口“林氏普通话”，半生不熟，夹杂乡音，反倒成了他的标志。
“你现在说话，像广东广播员，”妻子笑他，“就是调子怪。”
他也笑：“改不了了，根在这儿。”
他知道，自己终究是那个从月光县走出来的孩子。无论住进几楼的宿舍，无论在烟厂做到什么位置，他心里都清楚：他的根，不在光明大街，不在财务科，不在那间单身宿舍。而在那片金黄的麦田里，在父亲的旱烟袋中，在母亲不敢杀生的温柔里，在乡亲们一声声“夜了嘿呀”的乡音中。
那是他永远无法割舍的来处，也是他一生行走世间，最坚实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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