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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近代科学，是绕不开对于宇宙本体的认识的。
而“气本论”，只要稍加引导，即可很容易地产生“去研究构成宇宙的‘气’里面到底有什么”的问题。
但程颢的提问性质就不一样了。
这涉及到了中国古代哲学里另一个重要领域，也就是“心性论”。
“心性感应，如见孺子入井，怵惕恻隐之心自然生发，此乃仁心之端倪。此‘心’感于‘物’，即孺子之危境，此‘感’岂非也是一种‘矛盾’之交感？”
“然此交感所生，非杀伐争夺，乃恻隐之仁！此‘仁’之生发，是矛盾交感之自然结果乎？抑或是超越于矛盾之上、调和矛盾之根本力量？”
“若矛盾为根本动力，则‘仁’之地位如何安立？‘浑然与物同体’之感，是矛盾调和之极致，还是超越矛盾之境界？”
程颢的诘问非常刁钻。
他直指“矛盾论”与儒家核心价值“仁”的关系，以及心性感通的超越性问题。
换言之，程颢非常担心担心过度强调“矛盾”的斗争性，会消解“仁”的绝对性与超越性。
对于现代人来讲，听到这个问题，可能会觉得一头雾水.什么“仁”不“仁”的，这玩意又不能当饭吃，似乎在生活中也没有发挥什么重要影响，所以没有太大的价值。
对于现代人来讲当然如此，因为现代社会，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科技作为物质基础以及原子化的公民作为必要前提下，是可以靠法律来约束人的行为的，现代社会能够保证法律具有强制执行的效果，犯罪成本极高。
但古代并非如此。
古代想要单纯地靠法律来长期维持社会稳定，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就没有实现这一点的前提条件，所以任何王朝都做不到。
而古代维持社会稳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有一套能够形成天下共识的道德观念体系。
这套道德观念体系不仅百姓要认，士人也要认，这就需要在符合现实情况的前提下具有完备的哲学逻辑与正义性，否则是无法让人信服的。
而从孔孟以来，“仁”始终是中国古代哲学体系里最重要的几块道德基石之一。
所以任何哲学上的理论突破，都不能以动摇这些道德基石为前提，否则的话，整个社会都会出现人心惶惶、动荡不安的情况。
陆北顾思考片刻后，说道：“伯淳兄忧‘矛盾’或遮蔽‘仁心’，此乃护持根本之赤诚。但我以为，若论‘仁心’，无法离开‘天地之仁’。”
“天地生物之心，即是大仁。此‘仁’之流行，正在于阴阳矛盾之‘和’而非‘斗’，春生夏长，乃阴阳调和，生机勃发；秋收冬藏，乃阴阳转化，涵养生机。此即天地之仁，人得天地之中气，故能体认此‘仁’。‘恻隐之心’正是人心感于外物，其内在仁性与不忍之情此矛盾交感而自然生发之结果。”
“此交感所生之仁心，非否定矛盾存在，而是以仁心去认识矛盾、调和矛盾、引导矛盾向生生不息之‘和’转化。故‘浑然与物同体’之境界，才是洞察万物矛盾后，以仁心贯通所达至的境界。”
陆北顾没有真正去回答程颢的问题，只是用一个更大的命题，也就是“作为大仁的天地生物之心”，来包含了“作为小仁的个人之心”这个小命题。
通过告诉程颢，天地规律本身就存在着矛盾，来回避掉了“过度强调矛盾的斗争性，是否会消解‘仁’的绝对性与超越性”的问题。
之所以陆北顾选择回避，是因为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这个问题，注定不会再成为问题。
任何哲学思维与哲学定义的产生，都是有其历史背景与物质基础的，“仁”也同样如此，而当历史进程不断向前，其物质基础不复存在，那么自然对现实的影响也就会极大地减弱了。
程颢毕竟年轻，思辨能力和思维逻辑还都远不上张载，所以一时半会儿，并没有从弯弯里绕出来。
他旁边的程颐却一直在凝神静听，此刻方才开口：“愚以为，此论若推及人伦礼法、历史兴替，则有根本之难。”
程颐言辞，直指核心：“《易传》言‘一阴一阳之谓道’，此‘道’即天理也！天理恒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日月运行，寒暑交替，自有其不易之序，此乃天理之彰显。言矛盾交感推动变化，此变化之‘迹’，愚不否认。然驱动此变化、规定此变化轨迹与极限者，岂非恒常之‘天理’？若只言矛盾之变，不言天理之常，则变化无根，流于诡辩，近乎告子‘生之谓性’、‘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之论矣！”
“更者，圣人制礼作乐，非凭空臆造，乃因循天理，洞察人伦自然之‘分’与‘序’。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伦之分位，乃天理之节文，万世不易之纲常。”
“若依‘矛盾’之说，强调矛盾之转化、主次之变迁，则是否意味着此纲常伦序亦可随‘主要矛盾’之转移而更易？譬如，若‘民疲国弱’为当下主要矛盾，是否便可动摇君臣父子之根本大义以求速效？此岂非商鞅、韩非之术，舍本逐末，祸乱纲纪？”
程颐担忧的是“矛盾论”特别是“主要矛盾”的转化思想，会动摇儒家赖以立基的纲常伦理，将其降格为可以权衡变通的手段，甚至滑向法家功利主义的深渊。
陆北顾没有直接去解释，理学现在还不够成熟，如果硬要解释，那么很容易就把心学给提前引导出来了.但心学是极端不可控的儒学分支流派，很容易就发展成类似“狂禅”的形态。
在陆北顾看来，心学过于激进，理学过于保守，其实都不是最好的学问。
真正能够对华夏发展起到帮助作用的，应该是能够促进近代科学产生的，由宇宙观和物质观相结合的改良“气学”，以及真正让大量有知识的士人走向经世致用道路的“事功之学”。
陆北顾沉思片刻，先回应了程颐关于天理恒常与矛盾转化的问题。
“正叔兄捍卫天理纲常之恒常性，乃正本清源之举。然我以为‘天理’之恒常，非僵死之教条，乃宇宙人生根本法则之永恒性。此法则，正在于规定矛盾如何运动、如何转化、如何达至和谐。”
“日月运行，寒暑交替，其‘序’不变，此乃天理。然此‘序’之实现，正是阴阳矛盾依循特定规律不断转化之结果！三纲五常，人伦大义，其‘理’不变，如父慈子孝、君明臣忠之‘理’，此亦天理。然此‘理’之践行，必在具体情境中调和具体矛盾，如父严母慈之异，君威臣谏之别。”
“所以‘主要矛盾’之辨，非为动摇纲常根本，正是为了在纷繁世象中，更精准地把握践行天理之关键所在！譬如医者，明脏腑表里、寒热虚实之‘理’，此谓天理恒常，更需辨清当下病证之主要矛盾，是寒是热？在表在里？方能对症下药，调和阴阳，践行天理。”
陆北顾其实非常不愿意在忠孝仁义、纲常伦理这些概念里面打转，所以他应对程颐的诘难，与应对程颢是一样的，都是用辩证的眼光，把一个具体的问题上升到包含它的更大概念里。
眉头紧锁的曾巩听罢，却是忧心忡忡地问道：“然儒学之根本，在于修齐治平，在于经世致用！且不论佛老冲击，士林清谈玄虚之风日盛已令人忧心。观今大宋，积弊丛生，冗官、冗兵、冗费如三山，民力凋敝，国库空虚，外有强邻环伺。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范公庆历新政，本欲革除积弊，奈何阻力重重，终致夭折。其败，岂非在于未能妥善调和新旧之矛盾、未能把握根本之关键？”
他直视陆北顾，问出最尖锐的现实问题。
“贤弟言‘主要矛盾’、‘调和转化’，然则，依贤弟之见，当今大宋之积弊，其根本症结何在？何为‘主要矛盾’？是冗官之弊？是土地兼并之害？是北虏西贼之患？亦或是士风人心之浮华？”
“此诸多矛盾，孰主孰次？孰急孰缓？调和转化之道，是如商鞅般峻法严刑、强行变革？还是如孟子所言，行仁政、薄赋敛、深耕易耨，徐徐图之？”
“王霸之辨，在此矛盾丛生之际，究竟何者为先？何者为本？贤弟之‘矛盾’玄思，于此国计民生之实政，究竟有何裨益？”
曾巩的质问代表了务实派儒者的终极关切将“矛盾论”直接置于北宋最迫切的现实政治难题.再高深玄妙的哲学理论，若不能解决现实困境、指明治国路径，其价值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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