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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成城原本只是一个小村落，后来由于夹在开京和礼成港中间，逐渐成为关键的“节点之地”。
作为高丽国都的开京，是高丽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聚集了大量官署、人口与消费需求；而礼成港是此时重要的国际港口，承担着海外贸易与物资转运的核心功能。礼成城正处在两者中间，一边承接开京输出的官方物资、手工业品，另一边转运礼成港进来的海外商品、粮食，天然成为高丽的“国际转运枢纽”。
依托这一独特区位，往来商队、转运劳工不断聚集，客栈、货栈、市集逐渐兴起，政治需求与港口经济在此交汇，小村落慢慢从单纯的转运点，发展成商贸繁荣、人流兴旺的小型城镇，慢慢成为开京的门户、开京的卫城。
——欲攻打开京，必须先拿下礼成城。
在十几个熟悉这一带地形的高丽奴婢的引导下，刘锜亲率三千精锐向着礼成城快速行军。
担心这十几个担任向导的高丽奴婢搞事，坏了他夺取礼成城的大事，刘锜通过翻译和其军中的高丽人跟这些高丽奴婢说：“若我大宋胜，将彻底解放你等奴婢，教你等及你等子孙成为良人，可拥有自己的姓，能经商，能当官，能娶贵族女子……”
听到刘锜的承诺时，不少奴婢浑浊的眼里先是闪过一丝不敢置信，随即又被长久的绝望压了下去。
在高丽的社会里，“奴婢”二字如同烙印，从出生起就焊死了他们的人生轨迹，所谓“良人”的生活，对他们而言不过是遥不可及的幻梦。
此时的高丽，是典型的奴隶社会。
高丽的人口中，贵族与官僚阶层占比不足百分之五，他们手握土地、兵权与法律特权，是社会的绝对统治者；平民（又称“良人”）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多为自耕农、小手工业者，虽有独立户籍与姓氏，却需承担沉重赋税与徭役，随时可能因欠债、犯罪沦为奴婢；而剩下超过百分之五十五的人口，都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奴婢，他们或是战争俘虏，或是世代传承的家生奴，或是因贫困卖身为奴的平民。他们构成了高丽社会最底层的基石。
高丽奴婢的地位，比牲畜尚且不如，整套制度如同一张密网，将他们的人生死死困住。
高丽法律明确规定“父母一为奴婢，子孙世代就皆为奴婢”，这种血统奴役让奴婢的后代从出生起就失去了改变命运的可能。
他们没有自己的姓氏，只能以主人的姓氏为前缀，或是被唤作“某家奴”、“某氏婢”；不能拥有私人财产，劳作所得全归主人所有，连身上的衣物都是主人的赏赐；严禁经商，哪怕偷偷做点小买卖，一旦被发现，货物会被没收，人还要遭受鞭刑；更别提当官了，高丽的官僚体系完全向贵族与良人开放，奴婢连参加科举的资格都没有。
在高丽，奴婢主人对奴婢拥有绝对支配权。可以随意买卖、玩弄、赠送；可以对奴婢施加刑罚，哪怕打死奴婢，也只需缴纳少量的罚金，几乎不会被追究重罪。
这些奴婢不仅要承担主人家的家务劳作，还要耕种主人的土地、服各种劳役，甚至在战争时期被征为“奴婢兵”，冲在最前线当炮灰，却没有获得军功封赏的资格。
高丽严格限制贱类转为良人，法律规定“一贱永贱”、“从贱不从良”，也就是，只要一旦沦为奴婢，本人及其子子孙孙永远都不能脱离贱籍
——虽然在历史上高丽曾有过一些解放奴婢的举措，如高丽光宗推行《奴婢按检法》，没收富裕家庭的私奴，将良人身份的奴婢放回去自行营生，但这主要是针对被误判为奴婢的良人。又如元朝时期阔里吉思曾下令将奴婢父母中有一个是良人的予以解放，但最终在高丽贵族的反对下，这些被解放的奴婢又被全部归还本主。
因此，在高丽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下，奴婢通过战功获得良人身份的可能性极小，其社会地位很难得到根本改变。
这种残酷的奴婢制度，并非高丽一朝一时的产物，而是贯穿了整个高丽王朝的始终。从王建建国，到高丽灭亡、朝鲜王朝建立，奴婢制度始终是维系其社会运转的核心支柱，即便朝鲜王朝建立后，奴婢制度也并未消失，只是逐渐从“世袭奴婢”向“官奴婢”“私奴婢”分化。
直到十九世纪末，随着朝鲜王朝的衰落与近代化浪潮的冲击，奴婢制度才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瓦解。
奴婢真正意义上的彻底解放，则要等到二十世纪初，朝鲜半岛进入近代社会后，这套延续了近千年的奴隶制才最终被废除，那些世代为奴的人，才真正摆脱了奴婢的烙印，获得了作为人的基本权利。
而此刻被刘锜带来的作为向导的这些高丽奴婢，他们一生都活在这套制度的阴影里，刘锜口中“有姓、能经商、能当官”的生活，对他们而言太过遥远，他们祖祖辈辈，以及他们的子子孙孙都被这个枷锁束缚，活得不像人，更像是牲畜。
这两年，宋金交战的过程中，宋军俘虏了大量高丽将士。这主要也是因为高丽将士不甘心做金国的炮灰，所以，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果断投降，绝对不会干什么负隅顽抗的事，甚至有些高丽人还想方设法摆脱金人的控制主动来投待遇好、前景远大、地位高的宋军。
这使得宋军中现在已经有好几万高丽人了。
对于这些来投大宋的高丽人，大宋方面，不分贵族，平民，奴婢，全都一视同仁，而且，在任用方面，还会重点提拔那些表现好的高丽平民和高丽奴婢，倒是对那些高丽贵族与官僚多有控制使用的情况，一旦他们表现出不臣的情况，就是杀无赦，半点都不手软。
与此同时，大宋的监军还会对高丽平民和高丽奴婢进行政治教育，甚至会给他们举办忆苦思甜大会。
这两年，经过筛选，大宋已经筛选出来了十几个统领一级的高丽籍将领和监军，他们大多都出自高丽平民和高丽奴婢一级，只有三两个是高丽贵族与官僚阶级。
这些高丽籍的将领和监军，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忠心耿耿，在战场上敢打敢拼，是赵俣和大宋的绝对拥护者。
因为这些高丽籍的将领和监军表现得不错，赵俣还特意将他们召到东京汴梁城，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见了他们一面。
那次见面，赵俣亲自勉励了这十几个高丽平民和高丽奴婢一番不说，还将他们中一个立有先登之功的高丽奴婢赐了皇后郑显肃的“郑”姓，给他起名郑卫宋，并将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了他，又将立功最多的两个高丽平民、一个高丽奴婢赐了国姓也就是“赵”姓，剩下的那些高丽籍的将领、监军也都有丰厚的升赏。
赵俣此举，让那些投降大宋的高丽人，尤其是高丽平民和高丽奴婢大受鼓舞，使得他们在投了大宋之后，积极与金军战斗，表现出来了不俗的战斗力。
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说，大宋做这一切，是早有预谋的。
赵俣早就深知，开疆拓土，不能只凭杀戮。
若像蒙古人一样，一味靠杀戮，即便能一时征服疆土，也不过是让那片土地化作焦土，让百姓心中充满怨恨与恐惧，最终得到的不过是一个千疮百孔、难以维系的庞大空壳，而且，刀兵所至，民众必惶恐，抵抗必激烈，纵能拿下城池，亦要耗费大宋无数财力、人力，后续治理更如附骨之疽，绝非长久之计。
赵俣想要的是，朝鲜半岛彻底并入大宋的版图。
这就不能只靠蛮力了，只能使巧劲了。
经过张纯的分析，高丽的症结，正是这套贯穿高丽王朝的奴婢制度，这是其社会最深的裂痕。
超过五成五的人口是世代为奴的贱籍，他们无姓、无产、无尊严、无希望，人不如狗；四成的良人虽有户籍，却被苛税徭役压得喘不过气，稍有不慎便会沦为奴婢。
这两股力量，本是高丽社会的基石，却被高丽贵族阶层牢牢踩在脚下，心中积怨早已深似渊海，只不过他们被高丽贵族欺压得太久太久太久，已经习惯了这种压迫，而且也没有一股力量助他们打破这种压迫。
而高丽贵族与官僚，占人口不足百分之五，却垄断高丽的土地、兵权与律法，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也是高丽最孤立的群体，只要大宋能激发起高丽平民和高丽奴婢阶层的抗争之心，他们势必会被推倒。
赵俣最后敲定的策略就是，顺着这道裂痕发力，以“解放奴婢、善待良人”为号令，而非“大宋征伐高丽”。
这样一来，大宋攻打高丽，就是解放战争，而非侵略战争。
此战，赵俣君臣将高丽籍的将士全都抽调了出来，让他们回到他们熟悉的土地上战斗。
这能很好的解决宋军客场作战所面临的所有短板，让“解放战争”从口号落地为实实在在的胜势，这其中的好处，远非增派几十万大军所能比拟。
首先，高丽籍将士就是宋军的“活地图”，他们能彻底打破宋军客场作战的地形桎梏。
高丽之地多山地丘陵，江河纵横，宋军将士即便熟读舆图，也难及土生土长的高丽人对地形的熟稔。
他们知晓哪条山路可绕开高丽军的关卡，哪片河谷能隐蔽行军，哪处村落可作为粮草补给点。
譬如郑卫宋，他早年为奴婢时曾随主人往返于高丽和大宋，对沿海诸岛的暗礁与渔村了如指掌，正是由他和那些大宋海商的带领，宋军才能无惊无险地杀到礼成港。
反观若仅凭宋军强攻，轻则因误闯险地延误战机，重则遭高丽军伏击，徒增伤亡与损耗。
而有高丽籍将士引路，宋军便能如在大宋境内作战般进退自如，将客场劣势转为主场优势。
其次，他们是沟通民心的“桥梁”，能让“解放”的号令真正传入高丽百姓心中。
宋军将士大多不通高丽语，即便手持“解放奴婢”的文告，也难以向高丽民众解释清楚大宋的意图。
高丽贵族阶层也必会趁机造谣，称宋军是外来侵略者，要将奴婢掳走为奴，煽动民众抵抗。
而高丽籍将士则不同，他们说着同一种语言，熟悉高丽人的习俗与恐惧。对高丽奴婢，他们能以自身经历诉说投大宋可脱贱籍、得姓氏的真事；对高丽良人，他们能讲清，大宋实行《士绅一体纳粮》、《摊丁入亩》，大宋民众缴纳的税比高丽民众少多了；他们还能讲清楚，大宋没有奴婢，民众现在过得是什么样的幸福生活。
至于“忆苦思甜大会”，由高丽籍将士在故土村落中主持，远比大宋监军宣讲更有说服力。
当高丽奴婢看到曾与自己同为贱籍的郑卫宋，如今身着宋军将军才穿的铠甲、被大宋皇帝赐姓、收为驸马，“解放”便不再是遥远的空话；当良人们听闻同为高丽平民的将领在大宋得到提拔，听他们说了由大宋治理这片土地的种种好处，对大宋的归附之心便会愈发坚定。
届时，语言与文化的隔阂被彻底打破，贵族的谣言不攻自破，大宋的“解放”旗号才能真正扎根于高丽民心。
还有，高丽军中有大量的平民和奴婢，他们本就对贵族心怀怨恨，只是迫于威势不敢反抗。当高丽籍将士出现在战场上，以“同胞”之名喊话，诉说自己脱离贱籍、获得尊严的经历，可能高丽军便会瞬间瓦解。
此外，高丽籍将士熟悉高丽贵族的布防习惯与内部矛盾，能精准指出高丽军的薄弱环节，甚至策反部分对高丽贵族不满的下级军官，让高丽贵族的抵抗从内部开始崩塌。
更重要的是，此举能让大宋不耗国力而收民心。
若大宋仅凭本国兵力征伐，那投入可就大了，甚至都有可能会拖垮大宋。
而且，打下高丽以后，大宋还要面对战后治理的重重阻力。毕竟，外来者的统治，始终难以让民众真正信服。
而让高丽籍将士主导故土的“解放”，大宋的投入可就少得多；打下高丽，有这些高丽籍的将士帮忙，大宋对高丽的治理也要容易很多。
总之，以“解放”之名，行“统一”之实，让高丽奴婢挣脱枷锁，让高丽良人安居乐业，让少数高丽贵族无法再维系腐朽的统治——这不是侵略，而是顺应民心的举动。
如此，大宋夺取朝鲜半岛，将其并入大宋版图，成功率远胜任何一场蛮力征伐。
这便是赵俣的高丽之策，也是赵俣的高明之处。
此刻，当那些高丽奴婢，听说宋军中的那员骑着高头大马、身上穿着威风凛凛的棉甲的大将，原来跟他们一样，也是高丽奴婢，现在不仅统帅五百大宋精兵，还娶了大宋的公主，前途不可限量，无不露出羡慕和向往之色。
那些高丽平民也听说了，宋军中的一员大将，原来是高丽平民，现在是“国姓爷”，要是再立些战功，没准也能娶到大宋的公主，也是震惊不已。
一些高丽籍的监军，趁此机会，开始给这些高丽平民和高丽奴婢普及投靠大宋的好处，帮他们梳理起大宋与高丽生活的种种差异，将那遥不可及的希望化作触手可及的现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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